Massachusetts Daily Collegian最近发表了Bhavya Pant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后现代主义与文科的思想腐蚀。” 我想回应作者关于后现代主义有没有真能威胁大学的潜力提起的几个点。

首先，我承认批评后现代主义是正当的。因为后现代主义专注于相对主义而否认客观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很尖锐地端详它。它的科学写照有时候很可虑。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哲学家Fredric Jameson说后现代主义是反映“它在过去的徒刑”的缺乏想象力的戏仿。后现代主义不但不进步，而且真的很守旧，因为它接受所有的故事能鼓励守旧社会精英而不能减少他们的权利。因此，后现代主义决不能成为真正社会平等的载体。

可是，后现代主义真的是会紧紧抓而扼杀学术界的蚺蛇吗？在“宏观经济的问题”这篇文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Romer写突出在宏观经济模式中的狂野假设。虽然Pluckrose和她的合著的文章的分析和总结都很艳，但是跟宏观经济模式的预料一样空洞的。Lee Smolin写的书，“物理学的问题“ （就是Romer的文章的题目的来源）记录最近几个年代物理学缺乏创新，尤其是在弦论者其中。这些学科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不是吗？

今天的学术界问题并不由于“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而由于另外一个首字母为“p”的一个词：“power“ （权利）。比如说，乔治梅森大学的Mercatus中心是一个跟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部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智囊团。最近几个年代很多亿万富翁，例如Charles Koch和David Koch，大量出资Mercatus中心。为了回报这个出资，乔治梅森大学让捐款者影响谁能参加智囊团，甚至大学雇佣的教授。于是，雇员会研究大多造福捐款者的利益的题目，无论他们的刊物是故意的疑似。

因此，学术界最大的危机不是什么哲理，而是它对有权利人奴颜婢膝。只要研究不越过起摸一个跑线（不管方法论和总结多昏庸），那可惜像托勒密的地心说我们可能一千年以后才能超过这个限。

我最后要提的是Pant对“白性“的评论。我能十分肯定地说（希望没有争论）白人至上是后现代主义之前出现的。白人至上的明确和体制形成不但嵌进美国，而且嵌进全球。根据W.E.B. Dubois 1920年的写法，“世界的民族亲自发现白性是非常现代的。” 根据现在的了解，”白性”依靠已经存在的特权。只承认这些特权存在并不是对假定后现代主义的幽幽云胆小，而是对今天的社会准确的和必要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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