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据披露，在《欢乐满屋》（Full House）中饰演贝奇阿姨（Aunt Becky）的演员罗莉·路罗琳花费50万美元将她的女儿们买进了南加州大学（USC）。讽刺的是，路罗琳其中的一个女儿Olivia Jade Giannulli在此事曝光之前已在YouTube上传了一段视频声称“自己不在乎学校。”

这则劲爆丑闻开启了关于大学录取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其是否公平的讨论。同时，纽约市排行靠前的公立学校中新生的种族分布得以揭露，使得教育不平等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更加清晰。这些不平等不仅仅存在于本科教育，它早早便可从邻里之间、中学教育以及标化考试成绩的滥用中可见一斑。关于大学录取的不公平的对话已经上升成为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围绕于不健全以及不平等的学校系统如何在最初阶段就受益于社会中享有特权的成员。

Giannulli通过行贿进入了南加州大学，尽管教育系统本身已倾向于她，这种贿赂却一直在持续。面对这种现象，目前需要保护的恰恰应是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之前的一起美籍亚裔人士对哈佛大学的诉讼中，平权法案被视为“不平等”。可有趣的是，该事件背后的推动人根本不是亚洲人——诉讼实际上是由一位名叫Edward Blum的白人男子提起的，他几年来一直致力于终止平权法案。

可真正的“不平等”却在于，历史受压迫的群体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在下降。正如近期的调查显示，纽约市Stuyvesant高中的895名新生中只有7人是黑人，创下了校史最低记录，比一个百分点还低。

问题不在于平权法案，而是从低等教育开始，公立学校或机构的种族隔阂就使得教育差距从低年龄段就逐步拉大。纽约市的公立学校被认为是这个国家隔离最严重的学校，类似的现象在波士顿和其它很多城市都有发生。虽然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在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中占了68%的人数，但只占了专业高中系统的9%的人数。缺乏种族融合以及对主要是非裔及西班牙裔学生的学校的关注正在加剧从低年龄段开始的种族间的教育差距，这种差距又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与种族之间的关联。然而让我们的学校变得多样化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个关于教育差距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自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颁布以来延续50年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需要谈的是学校的种族融合。

平权法案不仅仅不应该被根除，反而应予以扩大。平权法案旨在纠正过去的歧视，但当我们仍然主要依靠标化成绩来筛选学生时，我们也在加剧歧视的发生。大学生日报专栏作家Bhavya Pant在她的文章《重新思考平权法案》（Time to Rethink Affirmative Action）中表明“SAT成绩不应作为录取过程中的唯一考量，但它们肯定是我们拥有的最可靠的预测因素。”她认为，因为SAT分数是可靠的考试分数，那么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仅需952分的成绩就可以进入到同一所白人和亚裔学生需要1014或1254分才能进的学校，这很不公平。

Pant并没有考虑到，SAT本身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衡量标准，并且当私人补习从低年龄段就存在时，种族之间的教育差距其实从早期就被拉开了。认为SAT分数或专业高中入学考试（SHSAT）分数是“可靠的预测因素”, 即是认为教育系统是为所有人创造的。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与种族直接相关。这种相关性非常深，以致于可以表现为黑人女性在分娩时较白人女性相比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以Stuyvesant为例，制度影响美国人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种族差异如何贯穿于阶级、地位和特权之中。

纽约市专业高中应该在提供更加公平的平台，缩小差距，为未能接受私立教育的学生们提供可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当教育系统将一部分学生群体整个抛在身后并淘汰时，尤其是当这种选择与种族密切相关时，便反映出一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这不是少数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批基数相当大的人群被一个并未考虑他们的教育系统边缘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早期教育就开始采取行动。采取措施增加多样性和回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机构应该着手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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