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麻州大学时，我才重新将一个地方叫做家。身为一个第一代大学生，有着无家可归和低收入的背景，我曾经长期梦想能有机会来改写我的故事和我的未来。我将大学视为一个安定且安全的地方，因此我可以在这里探索我的热忱，也可以找到共同群体，且无需面对住房不稳定，食品不安全，和阶级歧视的威胁。我不但为了自己而争取这个我渴望已久的未来，也为了我的家庭和我的6个弟弟妹妹。当我被录取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大学的双倍费用和贫穷身份。
我以为这种康复是简单的，像我七年以来第一次有稳定的家–我一年级的宿舍房间。但是我发现放下压力并不容易。我在Pierpont Hall(Pierpont宿舍)里通过俱乐部和团体让自己放开。我留着盒子和包放在我的床下，就像害怕失去我的的庇护所一样。从一个深入了解贫穷的环境中来，我发现自己很难信任别人，而且情绪上和社团的人交接更有挑战性。当时，我的金融状况变化不定。我曾经买不起一门课必读的电子课本，所以我的教授建议我申请紧急贷款， 并向出版社推说了我的状况。
我很寂寞。我课上的同学并看不见我的身份。我常常听到在国外度假的故事，那些是我没去过的地方。例如crème brûlée(法式焦糖布丁)，我从来没听过或是知道如何吃这么一种食物。因此，公开我的身份变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把我无家可归贫穷的背景陈列给大家看不只是为了宣传而已，也是为了避免尴尬的情况。因此，我的世界改变了，生成了出乎我意料的样子。可是，我却觉得我的故事好像是假的。在一个不为了边缘化的学生而设计的教育系统中，我们展示我们的经历，也强迫去创造我们自己的支持空间。
为了培养真正有包容性的社区，麻州大学必须包括、支持、和允许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群体的声音。通过第一代低收入学生支持中心，麻州大学提供学术资源、心理支援、金融服务，和社区建设，以此来完成目标。
在这个大学，有25%的学生是第一代的大学生，表示他们是他们的家庭中上大学的第一个人。不过这是一个泛称，第一代学生的父母可能上过大学，但是没有毕业，或者父母可能上过不同体系的大学。这些不同情况的共同方面很简单：这些学生对大学环境的了解有限。
另外，麻州大学校园上缺乏经济上的阶级多元性。如纽约时报的一个研究所示，46%的学生来自社会中收入最高的20%，反之有6%的学生来自社会中收入最低的20%。虽然这个报告表示这种比例对于位于麻州的大学“大约是典型的”，但是麻州大学作为系统公共学校的佼佼者应该想办法让全体校园上学生经济阶级背景的比例更具多元性。在此情况下，麻州大学系统培养一种疏远贫困学生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他们在这个大学感觉并不被欢迎。随着大学学费变得越来越难以承担，让低收入的学生无法读大学。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第一代的学生和低收入的学生其实是先锋，也是革新者。他们为了创造他们如此期望的未来，而改写那些被告之的经济阶级背景的故事。虽然麻州大学承诺过它会通过程序设计和活动支持第一代学生和低收入学生，但是创造FGLI(第一代学生和低收入学生)支持中心，就会让麻州大学给学生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和社区，好让他们一旦被录取，就能够蓬勃发展。支持中心可以以已存在的社会中心和Stonewall Center(Stonewall中心)为模型。这些中心提供支持，程序设计，和资源，各自给属于文化上不同群体身份的人以及LGBTQIA(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疑性态、双性人和无性恋)包容他们的社区。
在全国的各地，别的大学有支援FGLI(第一代学生和低收入学生)学生的这类中心，例如Tufts University (塔夫茨大学)。塔夫茨大学有FIRST资源中心。该中心“为了塔夫茨大学第一代、低收入和无证件的人民，创造一个支持他们的社区，并且发展出他们的社交网络。”是这个想法合理化是因为一种理念：“给第一代大学生一共一种包容的环境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个环境要敏感于他们多种身份，并让他们分享的经历变得有用。” 当高等教育的费用变得越来越难以承担的时候，给第一代学生和低收入学生包容空间可以帮助他们在大学获得成功，也可能会提高这群体中的毕业率和保留率。
加入学生社团解决了我个人找寻社区的困难，但是我还是受到不断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文化冲击。我当时在一所让我难以负担得起学费，一个缺乏代表边缘化社区群体的机构的环境里，我被以前的回忆折磨又怎么会有归属感？这种经验并不与其他第一代学生和低收入学生不同。
我们的身份虽不可见，但是我们在经历中获取力量。在校园里创造了第一代学生和低收入学生支援中心，麻州大学需要创造机会给这些学生去包容他们的身份，尊敬他们的社区。
Timothy Scalona 是Collegian专栏作者。联系作者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联系翻译Robert Canning，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联系编辑Ying Hua，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