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五，麻州大学在综合学习中心（Integrative Learning Center）举办了题为“在越南实现和平：反战的美军及退伍老兵”的售书会以及相关展览。
该活动由三人共同举办，Ron Carver作为长期积极分子、展览策划人以及该书共同编辑，是成员中的一员。身兼越战退伍军人、反战活动家、杰出学者、诗人、高中老师的W.D. Ehrhart和前海军护士、反战活动家、现任越南化学试剂救济与恢复运动的联合组织者Susan Schnall一并加入了他的行列。Schnall同时也是纽约大学的教授。
该书于9月10日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它记录了数百名越战退伍老兵的感言，讲述了老兵们在越战中的经历以及从应征者中参与反战运动的情况。该书详细讲述了抗战故事，例如三人帮堡垒（Fort Hood Three）：1966年，三名因拒绝部署而被军事法庭起诉的士兵，并考察了越南抵抗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资深活动分子的长期影响。
麻州大学历史系教授Christian Appy说：“在涉及越南战争的40000多本书中，此书是独一无二的。《在越南实现和平》是有关美国大兵在越遭受抵抗的第一手资料。”
Ehrhart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的一个小镇长大，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有益作用。他在17岁时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决心尽自己的职责“拯救越南人民于共产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在越南的遭遇很快地使他迷失了自我，他不明白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真实意图。他说：“我回来了，我不知道太阳从哪边升起，那场战争把我身下的地毯抽走了。我亲眼看到（美国人）做了那些我一直认为只有纳粹和极端共产主义者才会做的事。”
在震惊的同时，伴随着来自部队的极少支持，Ehrhart描述他战后的状态为“绝对的情绪崩溃”，并迅速转向吸毒酗酒以应对心灵创伤。期初，他试图将越战经历抛诸脑后，并没有立即投入政治活动主义中，但在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Kent State Massacre）后，Ehrhart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积极反对战争。Ehrhart继续说：“那时我的教育才真正开始。我相信自由、正义和独立，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国家（美国）并不支持这些。”
自从她的父亲在二战太平洋战场阵亡以来，Schnall就一直在为和平辩护。在这种极为罕见的情况下，Schnall成长成为一个有进取心、有工作的单身母亲，因此她应征现役海军护士，以“照顾从战争中归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因为（她）认为（她）可以让他们再一次变得更好，并且可以将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清楚掉。”然而，她很快就意识到，结束这种苦难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结束战争本身，她后来成为反战运动征募的中的重要成员。
1968年10月12日，在她往橡树诺尔海军医院（Oak Knoll Naval Hospital）的墙上贴了几张宣传参军人员进行的反战游行海报被撕毁后，Schnall寻求飞行员朋友的帮助，通过往加州几个军事设施散发传单，以向从军人员提供参加游行示威所需的信息。
Schnall看到美国空军“在越南南部及中部撒下传单，敦促他们前往有避难设施的村庄避难以躲避轰炸并喷洒橙剂。”她说：“如果美国可以在8000英里外的一个国家撒传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国内的军事基地撒传单以敦促人们为和平而奔走呢？”
Schnall这种为了和平的反抗行为，导致她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面前，她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辩护，而不是通过、纽伦堡军事法庭（Nuremberg Trials）辩护，她声称美国在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进行了“种族灭绝”行为。她补充道：“这违背了我所了解的这个国家的原则。”经过了30分钟的审判，Schnall被判有罪，被处以6个月监禁以及劳动改造，且被开除军籍。
Appy说道：“自战争爆发的几十年来，许多美国人误以为：在越战期间，有两个群体：有一些支持战争，为战而战的士兵，还有一些不喜欢越南人的校园激进分子。” Ehrhart驳斥这种说法为“战后胡说”。他说：“反战运动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像我一样，当时服役于第11装甲骑兵团（the 11th Armored Cavalry）的Dave Conolly就坐在这里，我们成了反战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没有人向我们吐口水，也没人说我们是婴儿杀手。”
此活动的相关展览一直在综合学习中心主大厅展出，持续到10月11日。学生参观团将于周一至周四下午5点至7点半对外开放。
联系作者Colin Bratton，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联系翻译马骏骁，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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